民国时期汤阴东南卫河的河匪历史
卫河流经汤阴县东南部，曾是历史上有名的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一部分。到明清时期，卫河成为了漕粮运输的主要通道，连接了豫北的卫辉、道口、浚县、汤阴县东南的五陵、内黄楚旺等地与天津卫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互动。
随着漕粮进京和长芦盐的运输，卫河两岸的码头逐渐繁荣，航运日益繁忙。河道的繁忙自然也吸引了土匪的目光。我们五陵镇的老百姓，形象地称这些河上的匪徒为“河溜子”。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找到明清时期这些“河溜子”的详细历史记载，但民国初年的河匪活动依然可见一斑。
展开剩余80%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天津卫的开埠，卫河航运愈加繁忙。运河成为豫北出产的粮食、棉花、煤炭等货物的运输通道，同时也将天津卫的食盐和近代工业品运往内地。运河上的繁忙运输引发了土匪的频繁骚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使得政府难以有效管理这一地区，河匪的活动愈加猖獗。
汤阴县五陵镇至内黄县楚旺镇一段卫河弯曲多，方便土匪设置埋伏，因此这一带的“河溜子”尤为活跃。民间流传着“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施济、故城”的话，指的便是卫河这一段的特殊性。
最初的“河溜子”如同天津卫的码头混混，靠自残来恐吓船户，例如割自己身上的肉，或用石头砸自己的头，来制造恐怖氛围，逼迫船只停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匪逐渐转变为公然抢劫的犯罪行为。船户们对此十分害怕，人人如临大敌。有时，一些匪徒仅凭一根破旧的“笤帚疙瘩”蒙上红布，就能成功地吓唬船员，让他们停船受劫。
“河溜子”们行动诡异、狡猾无比，成为了运河两岸居民的噩梦。为了维护航运秩序，保障百姓安宁，民间开始涌现出一些“头人”，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共同维护卫河航运的秩序。
在汤阴县五陵古镇东南的桃花渡口，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残碑碎片。将碎片拼接在一起后，发现这块碑是一块民国五年（1916年）的功德碑，碑文与船匪问题息息相关。碑文大意是：民国五年，五陵的船会和商户们为杨公悬匾，并举行大戏，表彰杨文思——五陵卫河官缆处的负责人。由于五陵卫河航运繁荣，但船行五陵时常遭遇劫匪，五陵船户因此成立了船商会。杨文思便是船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帮助下，五陵地区的船只得以顺利通过，减少了抢劫事件的发生。
另外，在滑县道口一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民国八年（1919年）的功德碑，这块碑的内容也与该地区的卫河土匪有关。碑文中提到，由于卫河沿线匪徒猖獗，商船的往来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在白昼时也不敢通过。这一情况导致了商业运输的极大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豫省政府采取了加强巡防措施，驻扎兵力以维护航道安全。碑文中提到，驻军的巡逻有效地震慑了土匪，使得商船得以安全通行。
这些碑文资料，填补了民国初年汤阴东南卫河的河匪历史。遗憾的是，在袁世凯死后，中国大地再次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卫河航运。五陵一带的“河溜子”再次猖獗起来。
这些土匪主要集中在任固镇一带，其中尤以傅乃方为代表。傅乃方公然在任固设卡收取过河捐，每船五个大洋，一天可收取数百甚至上千个大洋。傅乃方自称“东霸天”，甚至组建了民团，完全以官府的身份行事。相对而言，设在五陵的“运河官缆处”却无法收回应得的河捐。
小土匪如梁儿寨的司华生（老华得）、水塔河的韩克明（韩老俊）和菜园集的安浩等人，专门抢劫从天津来的盐船，问题更加严重。
1933年春，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决定剿灭汤阴县东部的运河土匪。汤阴县长段国栋被任命为“县军事壮丁总队”的总队长，牛万山为副总队长。段国栋决定在五陵镇驻军一连，常年剿匪，并派牛万山带领县军事壮丁总队驻扎在菜园集和任固集进行剿匪行动。在驻扎一年零两个月后，大部分土匪被消灭，土匪头子20余人被处决。司华生与韩克明逃往天津租界避难，暂时压制了土匪的气焰，恢复了卫河航运。
然而，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豫北，司华生、韩克明等人重新聚集力量，卫河航运再度陷入匪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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